自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这一观点至今，考古探险与科学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但过去由于短缺较完备的技能支持，难以进行永劫段、多角度的研究。进入信息化时期，打算机与地理信息系统（GIS）技能的参与为研究丝绸之路这种跨区域、多学科的伟大历史问题供应了全新视角，让古老的丝绸之路研究搭上信息化快车成为可能。
助力丝路遗产再解读
舆图数字化将传统的纸质舆图转化为数字舆图，进而可以和本日的地形图、影像舆图相叠加并在打算机屏幕上显示，知足剖析处理与研究的需求。19世纪90年代往后，东西方探险家针对丝路沿线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地理探险与考古稽核，形成数量弘大的地测图集、考古舆图。由于他们来自多个国家，涉及语种很多，对地名、遗址的命名也十分混乱，致使这批历史资料无法深入利用。近年来科研事情者对这些舆图进行空间配准、数字化，形成数字考古舆图，使得过去无法辨识的遗址遗迹得以重新定位，大批稽核资料得到了新生。
七康湖石窟的定位就很范例。该石窟位于吐鲁番市胜金乡火焰山的北坡中部，1906年12月德国皇家探险队对七康湖遗址进行了发掘，且切割盗取了大量壁画。参与这一活动的格伦威德尔、勒柯克对此都有记录，但七康湖石窟的详细位置一贯无法确定。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绘制吐鲁番（TURFAN）地区图，标注了稽核路线与遗址分布，但地名标注与遗址位置多无法校勘。近年来，学者将舆图拼接，并与GoogleEarth配准，确定在斯坦因所绘吐鲁番图幅中存在16处遗址，个中高昌故城、交河故城等8处位置与之契合，可以明确锁定遗址，另有8处无法确定属于本日的哪些遗址。将数字化舆图再进行位置比对、地貌还原、图片对照，终极确认舆图中写作Chikkan-köl的地点即本日的七康湖遗址，而这一地点在格伦威德尔的报告中记为（见图1），勒柯克报告中写作Tschy***an-köl。这一遗址的定位，不仅确定了这些不同写法的地名指向同一地点，也将大量与之干系联的历史资料落实到位，为石窟寺的后续研究找到了依据。
图1
通过舆图数字化，还可将不同语种、不同标注的地名通过经纬度定位，建立空间关系。这样建立起来的地名数据库，对付办理混乱的地名状态十分有效。在中国传统文献中，丝路沿线地区的地名记录很混乱，一些由蒙古语、突厥语等转译过来的地名在音译后都有偏差。以本日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为例，在清代的各种文献与舆图中，至少会创造近10种地名写法。通过空间定位的办法，培植丝路历史地名数据库，这一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整体史视角下探究丝路变动大趋势
汉唐以来，中心政府沿丝绸之路广设州县、军镇、驿站，建立起弘大的政区管理与驿路系统，留下了沿线交通道路的地理信息。行走于丝路沿线的高僧、贡使、贸易贾客也留下了出行记录。这些历史资料成为学界复原丝绸之路沿线交通节点最直接的证据。
近年来丝路沿线出土的大量汉代简帛、敦煌文书等，也为我们复原这条道路供应了方便。位于甘肃省敦煌市的悬泉置是汉唐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主要驿站，考古遗址展示了汉代驿站的基本面貌，个中出土汉简15000余枚，记录了过往官员与客商往来的许多信息。
丝绸之路超过平原、山脉、河谷、高原，是人类历史上最繁芜的交通系统，历史地理事情者这些年做了大量的野外事情，致力于路网的复原。“丝绸之路：长安——天山走廊路网”入选中、吉、哈三国联合报告的天下文化遗产名录，个中陕县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道路信息非常丰富，保留下深深嵌入石板路基中的车辙。
借助以上信息，利用考古遗址、古旧舆图、遥感影像数据，完成2000年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空间定位，形成契合地形地貌、具有三维定向效果的数字丝绸之路，可以开展综合性统计剖析，探究丝绸之路变动大趋势。
针对丝绸之路路网进行交通节点的“核密度”统计，可以看出公元7世纪以前丝路沿线交通节点明显呈散点状态。7世纪往后，中原要地本地到中亚、西亚等地开始形成规模明显的交通中央点的高密度区，丝路网络已比较成熟，这一期间是唐朝的壮盛期间，也是丝绸之路最繁荣的阶段。10世纪往后，在河西与新疆一带，交通节点明显减少，东部以长安为中央形成核密度集中区；西部费尔干纳、河中地区交通节点密集度极高，东西遥对，开启丝绸之路区域化发展新阶段。13世纪往后，中原以长安为中央、河西、西域、费尔干纳、河中地区各自均匀地形成交通节点密集区，直到17世纪以前，这种格局变革都不大。由此可见，丝绸之路各区域间经济发展与中央区在不断形成，丝路沿线贸易格局也在走向区域化。
数字丝绸之路可以用来统计交通路线所行区域的高程、坡度信息，能够进行地理环境选择的量化剖析，厘清繁芜地貌条件下人类交通系统是如何构建起来的。以西宁至拉萨的路网为例，最早进入历史记载的是唐蕃古道。这条路线大抵经今西宁、玉树至拉萨，为东线。此外还有两条路线比较主要。一是清代设为官方驿路的中线，今已基本不用。另一条路线是民国往后伴随格尔木城市崛起而兴起的新青藏线，也是今青藏高原的紧张交通线，为西线。个中清代官方驿路中线路途最短，但所经区域90%为4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因此实际利用率非常低。而东线与西线所经区域在4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仅占60%，相对随意马虎行走。由于西宁至拉萨的交通路线呈东北—西南走向，而青藏高原的山脉、河流却呈西北—东南走向，这种错位分布加大了行走难度，横亘在西宁与拉萨间的重重高山使得两地间的交通联系变得破碎且极不稳定，一旦涌现社会变动以及革命性的交通技能打破，交通道路分布格局就会变革。这一结论不仅适用于青藏高原，也基本适用于全体丝绸之路地区。
显然，利用数字路网研究丝路道路系统变动，可以明晰丝绸之路路网构成及实际利用率的问题，提高研究精度，还可以进一步理解路网性子、国家投入、区域开拓、传统交通办法与近代的差异等多个面向的问题。
再现两千年丝路沿线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
丝绸之路超过多个景象带，景象类型多样。许多地区干旱少雨，沙漠戈壁分布较广，生态环境繁芜，人类居址迁徙、社会经济发展都受到影响，且人类的记录又比较少。利用多种古环境信息，采取数据领悟方法，重修、整合丝路沿线地带近2000年的景象、水文、自然磨难等生态要素序列，并形成景象、水文、自然磨难与生态子数据库，是近年来丝路沿线生态系统重修事情的重心，目前已基本完成了近2000年来丝路沿线地区水文变率指标和近500年来丝路东段气候磨难序列。
通过数据系统变率规律性剖析，可以显示公元850年、1730年、1930年是丝路地段三个具有千年尺度意义的环境变革节点。近30年来，丝路东段新疆、乌兹别克斯坦地区景象转为暖湿，地中海东岸地区转为暖干，波斯湾沿线转为冷干，但变革幅度没有超出历史上的变革阈值。东亚地区景象暖干期间是丝绸之路通畅状况最好的阶段，中亚、西亚、地中海沿岸景象颠簸与丝路通畅状况不存在统计学上的关系。这些结论的得出，为我们进行丝路沿线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耦合关系研究供应了参考。
信息化为丝路研究供应了更广阔的空间与更多的可能。伴随丝路沿线的古遗址分布数据库，城镇变迁、商贸往来、民族迁徙、文化传播等多元数据库的不断丰富，综合各种地理要素，从永劫段、大尺度研究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更加方便。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各子数据库进行数据查询、古舆图数字化提取及量化统计、模型剖析、可视化显示等，可以极大地丰富丝绸之路研究的内容。从大的时空尺度上把握丝路变动的方向与趋势，揭示规律，引领未来，必将为丝路经济带培植作出更大贡献。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20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